雨城汉源石棉被纳入第二轮全省新农村示范片

进而，特地设置了对行政复议前置情形的告知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因此，内容标准不能作为划定宪法通信权边界的尺度，信件以外的邮件和职场/商务交流均应视为宪法上的通信。此亦符合欧美比较法上的前沿进展。

对信件以外的邮件，邮政企业收寄时应当当场验视内件。[25]可见，彭真绝非不清楚电话窃听的巨大危害，但为何仍认为电话不是宪法通信？最可能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电话窃听为刑事侦查不可或缺。[7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法工办复字[2004]3号答复中确实曾指出人民法院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调查取证，应符合我国《宪法》第40条的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依据宪法通信权条款对现行法进行合宪性判断。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80]同前注[1]，秦小建文。[49]《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载中国共青团网，http：//qnzz.youth.cn/qckc/201903/t20190304_11885614.htm

世断无信件被人启阅，而仍诩言通信自由者，而秘密之自由在欧文当为Freedom of 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逻辑上之不可通，稍沉思而即得也，故自由二字已足。其著者，如出版法、非常时期的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戏剧电影检查办法，邮电检查制度等。一方面，不构成宪法上检查的干预通信行为，例如城管呼死你、交警调取通话记录，应受第40条第一句约束，需有法律依据方可为。通信自由指通信活动的完整性，通信秘密指通信活动相关信息的秘密性。

可见，八二宪法制定时，通信记录已然属于保密范围。[48]汪馥炎：《宪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1-72页。

[35]这正是为什么欧洲人权法院在大量案例中判定职场、商业交流受《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通信受尊重权（respect for ones correspondence）保护。[49]参见韩大元编：《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14]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71]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33页。但基于下文将详述的理由，这不必以缩小通信范围为代价。[100]参见朱宁宁：《备案审查剑指道交管理法规规章》，载《法制日报》2019年1月29日，第5版。事实上，就立法原意来看，上述条文中的网络通信并不限于点对点发送，而是覆盖所有网络信息传输。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条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是我国首个宪法通信权条款，源自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第26条日本臣民除法律规定情况之外，其书信秘密不受侵犯。放弃事先禁止功能，把希望都放在事后追责上，不啻于允许国家机关乱枪打鸟式地检查所有通信活动，唯有事后当事人或监督机关举证证明打错了之时，才让宪法通信权发挥保护作用，未免为时已晚。

八二宪法将住宅权和通信权条款一分为二，但由于俄文不可侵犯受法律保护于中文语法不合，故只在通信权条款保留受法律保护的措辞。吕世珩：《检查或扣押电报的法律根据应当是什么？》，载《邮电企业管理》1985年第2期。

比较通信权条款与其他人身权规范，可发现两点区别。将通信自由解读为通信权的外部/过程保障，通信秘密为内部/内容保障，遂成为我国宪法学通说，延续至今。[82]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74]第三种认为加重法律保留的规定没有必要。[55]有学者认为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是作商业之用，不涉及通信自由。一是非本人的思想，如有学者认为快递寄送信件属于通信，而快递（也包括传统邮政）寄送信件以外的邮件（如邮购书籍、订阅报纸、寄递货物等）[32]不属于，因为前者才是个人思想载体，后者传递的是第三方思想。

1994年《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66]所谓邮政业务档案，是指邮件处理过程中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的记录，包括收据存根、登记簿、清单、路单、排单、通知单、查单、验单等。

因此，结合上文对通信的分析，八二宪法上通信自由应理解为非面对面信息交流活动的完整性（integrity），通信秘密是指通信活动相关信息的秘密性（secrecy）。检查指意在发现违法通信的秘密查验。

[4]肯定观点见胡玉浪：《电子邮件监视与劳动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载《法治研究》2009年第3期。前一选择较好理解：区分合法与非法的通信秘密理论上固然重要，但如前所言，实践中会遭遇薛定谔的猫难题。

这是否意味着从那以后，宪法上的通信秘密就只保护内容数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立法机关随后就否定了该行政法规的理解。[51]这清晰阐明了为什么只有自由和秘密兼备才构成完全的宪法通信权。但通信的边界在哪里？学界提出内容和对象两类标准。如前所言，八二宪法通信的原旨仅指书信。

[36]Copland v. United Kingdom(App no 62617/00)ECtHR 3April 2007;Kopp v. Switzerland(App no 23224/94)(1999)27EHRR 91;Niemietz v. Germany, 16December 1992,§29,Series A no.251-B.欧盟法院在解释《欧盟人权宪章》第7条的通信受尊重权（respect for ones communications）时也持相同立场。1950年邮电部出台的《电报业务规程》第85条规定：收受发报人的电报，是电报服务的第一个阶段，营业员收受电报时，应注意了解电报和相片电报的内容，是否有违反国家法律。

[18]邮电部编：《电报业务规程》，人民邮电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秘密侦查电子通信作正面规定，被官方解释为同《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

[24]他所言的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是指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其要求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组织一律不准搞录音。[59]三是区分说，根据存储地点区分两种情形，存储在通信服务商处的通话记录属于通信秘密，而存储在当事人设备上的通话记录因当事人可以掌控，不是通信秘密，应受隐私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保护。

但在八二宪法制定之时，劳改部门正是公安机关的一部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综上，八二宪法第40条对公民通信权保护设置双层构造的原旨是：对通信的非检查干预，包括干扰、拦截、中断、暂停、扣留、扣押等，根据第一句均适用法律保留。空间说则认为任何侵入公民私人通信空间的行为都是检查，不应考虑是否涉及通信内容，否则会造成只要没有检查出通信秘密，就可被认为是合法检查。

[10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否定观点见何永红、郑培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认定——网购书被查案的规范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但在当时的中国法上，干预通信的合法手段远不止检查。[46]然而，秘密之自由这一表述颇可商榷。

1949年《共同纲领》第5条明确人民有通讯的自由权。按照区分发布和发送的逻辑，只有限制点对点的网络通信才算干预宪法通信权，由此会推出同一个封网行为，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干预通信权，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干预言论自由权。